台里一些主持人同事经常攒个饭局，提前半天短信相约，经常发现文艺体育频道的总在国外，不是在维也纳街头徜徉，就是在F1赛道上狂呼，最次的，也在三亚海边铲沙子砸椰子，虽然都是节目需要，但横跨半个地球，哪怕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见的世面那个大哟，套用一句名言就是“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想想自己坚守的社会新闻故事节目，真要出个差也是国内胡同里弄窜窜，阡陌田埂上蹦蹦罢了。不知不觉，坐在电视的聚光灯下也将近四年了，每天几乎都是一样，犹如工厂里流水线上的某颗螺丝，只要你还没老化，而且没有更新的设备替代你，你就运转下去吧，有时，连上上油抛抛光打打蜡翻翻新的机会都很弥足珍贵。春节将近了，突然想起了以前，想起了那些动荡的但生气十足的年轮中，过春节那一小截，不禁想，年轮划到今天了，我要是等于机器，那我的春节等于什么？

　　小学三年级的我等于童子军，那时的春节，等于年三十晚的那套新衣服。一年级到四年级，父亲还在部队，每逢年三十，母亲总能拿出照父亲军装亲手仿制的灰蓝布的中山装，哥哥一套我一套，那时的我不知道服装还能变化出什么新花样，四口袋的中山装对我来说已是华服。与同学带拉链的什么夹克相比，我一点也不寒骖，因为我的中山装皮实耐磨，经久不坏，一穿能穿几年，关键是领口还有风纪扣，这是部队子弟和地方子弟的分水岭。

　　上了初中，父亲积累的没穿过的军装和当时的兰色警服，一去掉红领章，直接当新年礼服发给我和哥哥，再配上圆头警用皮鞋，年初一穿着招摇过市，那种得意不次于任何一个穿着真军服的新兵蛋子，那是80年代初干部子弟的标准做派。记得初二那年回老家汕头过年，我的这身打扮被婆婆（北方人称奶奶）和婶婶笑得前仰后翻，当时的广东洋装已相当普及且新潮，我的干部子弟的威严被流行时尚狠狠地抽了几巴掌。那个春节过后，穿着印有香港二字以及一条飞龙的短袖尼龙衫、外披绣着英文的夹克的我，开始不屑且屏弃骄傲了整个少年时期的制服情结了。

　　高中时期的我是个靠小聪明死撑着的书虫，那几年的春节等于一套来自北京海淀区重点中学的参考书。高考的重压从高一就开始就剥夺了我以往所有的春节乐趣，要不停地做题，还得是最好的参考书上的题，你才有可能与先进教育接轨去应付国家统一标准的高考。每月8块钱的伙食费，20块的生活费，有点富余哪顾得上买书啊，直接到县城里打牙祭去。那个春节，我把父亲给买参考书的钱买了全版的《隋唐演义》。

　　大学时的我是一个浪子，春节等于一张美其名曰社会实践、实则走街串巷吃百家饭的火车票；棉纺厂时的我是女工们的团总支书记，春节等于写不完的边远山区职工家庭慰问卡；职业编剧时的我是全能临时演员，春节等于连绵不绝的下乡演出；做电视策划时的我是北漂一族，春节等于回乡那一顿旧友聚会的烈酒。

　　今天的我，是一个几乎没有假期的出镜新闻民工，我的这个春节，等于什么呢？

文/阿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