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里的叛逆背影

　　历史的风雨似乎一夜之间将唐薇红卷入艰辛的30岁月。今天的我们是很难幻想当年的情景：文革前夕，政治味道日渐浓重，唐薇红在一家拉丝工厂里上班，白天和钢屑、电焊枪、面罩打交道，晚上就换上国外亲人寄来的光鲜时髦的衣衫，和后来成为第二任丈夫的庞先生一起坐着黄包车去找吃饭跳舞的地方。 厂里工人议论纷纷，总有人问她：“唐师傅，你怎么晚上穿那么漂亮？和你一起坐在车上的男人是谁？”在厂长好心的劝说下，唐薇红和庞先生结婚了。从这一年开始，唐薇红从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变成了身着汗渍斑斑的“劳动布”背带裤的电焊工人；从几斤东西都不要拎的娇贵女主人，变成了200多斤的整卷金属丝也能挪动的坚强女工；她的手从纤纤玉指到满手老茧；她的人也从笨手笨脚的铝合金拉丝学徒，到点焊接丝速度最快的老练师傅……她自己都想不到，她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丈夫一辈子没工作，她还有4个孩子，一个保姆，她用80块的工资养了一家7口人。

　　文革中，陷入绝望的丈夫患癌症去世。但她没绝望。天生的外向性格和骨子里的叛逆，在最落魄的境遇下“救”了她。她咬着牙说：“我就是要过得快乐。给我一分钱我也能过日子，也要过得开心。”即使在工厂里被“批斗”得最狠的时候，她也能闭着眼睛养神，平静地熬到最后一刻。

　　一直到50岁，她这个曾经锦衣玉食的上海大家闺秀，从一间街道小厂安详退休。她的处世观更接近波伏娃的那句名言：“在我一生中，我还没遇见有人对幸福和我一样有天分，也没遇见有人如此顽强地追求幸福……去要幸福吧，不必有罪恶感。”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人言可畏”。文革刚过，她就又换上漂亮衣服，洒了香水、描上口红，走在街上，全然不管路人异样的眼光。

　　唐薇红的子女两个在美国，两个在日本，但她不会把自己锁在孤寂的老年里。“快乐是自己找的，烦恼也是自己找的。”她这样说着起身送我们出门，告别，然后她又要精心装扮一番，去赴老朋友的晚宴。晚宴之后，当然又是一场华丽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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