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贵族”一词忽然走红起来了。可问题是何谓“贵族”？

　　有人说张爱玲是“最后的贵族”。可无论家国，还是天下，这些往昔贵族的社会担当，她都从未挂虑萦怀。在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包括思想、道德自由及美学观点中，张爱玲只是在美学趣味方面耳目濡染承接了一些遗绪，加之久居沪上熟谙大都市的市民趣味，她的聪明就在于能将两者调和，衍生出一套以生活的审美化来超越世界的观念与情调，后经那位负心人胡兰成的阐扬，遂为当代的小资们所乐道。至于她自己，非但不以什么贵族自诩，反而认为只有现代的工商大众社会才“毕竟是我们的。我们觉得它亲”。说起来还是那位轻薄才子胡兰成为她的定位来得准确，张爱玲不过是民国乱世中顾影自怜的一位“临水照花人”。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贵族有三个连续的时代：优越时代，特权时代，虚荣时代。他们脱离了第一个时代，就堕落进第二个时代，而消失于最後一个时代。”等到他们一味以祖辈的官职或“曾经阔过”作为炫耀之资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离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远了。张爱玲作为名门闺秀的命运，正因其处于三个阶段之末，所以，最后只能在美国一所公寓的单元房中寂寞以终了。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都曾有过自身的“优越时代”，有过自己的光荣史。即使在礼崩乐坏的西周末年，视荣誉胜过生命的贵族遗风依然犹在。在卫国仕宦的子路，战斗中被人击断冠缨。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收手结缨正冠，结果被杀。子路还只是在孔门受到了贵族教育的一点熏染而已。至于被后人斥为奉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那位宋襄公，说起来，其实倒是祖上可以远溯殷商的真正老牌贵族，可惜生不逢时。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主张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迎敌。在他看来，乘敌人半济而突袭，未免胜之不武。然而，“兵者，诡道。”以这样的贵族身段来应对乱世，等待他的就只有失败了。然而，宋襄公却是“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最后一个恪守贵族行为准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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