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离开央视，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吗？

　　杨澜：我还是很需要自由的。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连节目最后呈现出来的形态也是没有把握。那时候就一心一意想做制片人，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完整的电视人，从策划到制作，都能体现自己的想法。再后来就想在更大的层面上，完成这种创作。

　　可能就是心里有想法，需要表达，想比较多地把握和控制自己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吧。心里是有这样一条线的。也吃了一些苦头，也会被别人嘲笑，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原来的环境对我有很大的约束，但也对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一个女主持超越“外在形象”这道坎，是不是很难？

　　杨澜：外在形象永远是一个女主持人的重要部分，而且形象可能比千言万语来得更有说服力。

　　当时，很多女主持还只是读稿子的人，没有主动去做个思考者，即使你做的是综艺节目，也应该是在不断地思考。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断把情节向前推动。

　　现在很多主持人大赛，强调主持人的才艺，我觉得这除了对娱乐节目还有点意义外，对大多数节目，比如谈话、新闻节目，都毫无意义。

　　我们实际上是个思维和语言的组织者。就这么多元素，要把它们放在节目中，你要思考怎样组织，使得既有逻辑，又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娱乐性并不是说逗大家笑，而是大家能够跟随你，能听得进去，并能不断地推进，这是思考的结果。

　　自《实话实说》后，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电视访谈节目。你说过，谈话节目你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白发满头。真的可以吗？

　　杨澜：谈话节目最大的瓶颈是谈什么、能谈多深。这个瓶颈大家不难理解。

　　据我观察，在世界各地，谈话型节目都是属于“慢热型”，但是无论电视台、广告商，还是观众都要求节目火爆，再火爆，所以大家拼抢明星资源，特别是在话题方面遇到瓶颈时，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找明星，使得同质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前提下，既要做到收视率有保证，又要达到某种专业的水准，这个难度已经比《实话实说》刚推出时加大了。就是说，人们可以容忍一个节目成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没有经商的天分 　　

　　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是你目前为止的最大挑战吗？

　　杨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能说明我先生为何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笑)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当时就是真心喜欢纪录片，开始做阳光卫视。

　　在先生的帮助下，融得了第一笔两个亿的启动资金。当时非常有信心，阳光卫视：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整个大中华区第一家。现在想起来，真是个理想化的头脑，结果一下子撞到现实的硬墙板上。我想要是别人会赶紧转型做别的，但我是那种死不回头的人，别人已经劝不动我了。

　　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很难再融资了。其实那时候，我们真是应该转型了。可是我总觉得再坚持坚持就有希望。今天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先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先生还是支持我，我们俩又自己投资了一笔大资金，继续这件事。直到后来知道，这个商业模型是很难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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