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五 从小资情调跌入机械生活

　　当小资肚皮发福变成中产后，他百分之九十会失去和“飞”有关的小资青春期，成为企业的螺丝钉，是可替换的零件。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最无聊，就像一个既定程序——打工、挣钱、周末拼命消费。担心房子、汽车、医疗保险、纳税，追求品牌、追求时尚，成为进入社会的标志。艾未未说：“这是一种不自信。”

　　中产阶层为了防止自己在社会流动中滑落下层阶级，不得不用炫耀性的消费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名誉地位。在他们不断努力工作得到所需，然后炫耀他们的优越感，然后又为之努力工作的循环下，部分人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已然吞没了他们人生出发的原点。渐渐失去理想的他们，白天高效为劳动契约勤奋工作，自私冷漠，缺失社会关怀和道德激情；晚上则成为寻求感官刺激的城市动物，在俱乐部、酒吧流连。每个夜晚，城市中产者的灵魂在机械生活暂时结束后，就不安地作出空虚的飘荡。

　　之六 时尚攀比成为阶层压迫

　　学者郁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消费文化》一文中认定，奢侈消费与炫耀性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已经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蔓延。《格调》、《中产阶层必读》等畅销书或文章用昂贵的酒、高级的甜心巧克力、精致的服装勾勒出了中产者的贵族形象。中国传统量入为出的观念被新的适度的奢侈、理性的透支观念取代。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开始关注流行时尚、品牌、品位，并让这种消费观念最后形成了一种物质和地位的攀比。

　　“我们正活在一个贪婪是好的时代”成为一句口号，限量版劳力士带上手腕，轩尼诗如开水般消耗，LV手袋总是吊在手上，奢侈之风蔓延在富裕的中产者之间。只是不知不觉中，这种时尚的攀比，渐渐剥夺了中产者原本的面目。为了比别人有更加光鲜的脸面，他们对物质产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换来了更大的焦虑。

　　之七 小本生意的患得患失

　　中产阶层的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股票、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而与其他阶层投资不同的是，他们还注重教育投资和收藏投资。他们比富豪们更难贷到银行的钱，只是用他们的原始积累来投资，要么慢慢增值，要么血本无归。1990年代初，中产阶层对投资房地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1993年国家调控政策一出，很多曾经风光的中产者赔了本，从此变得一蹶不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中产输不起，最怕打回贫困的原形。因此，理财比投资更适合他们保守的风格和脆弱的资本，买保险和债券，以房养房之类的理财相对安全。

　　之八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

　　中产要供楼。2005年2月，温州每平方米商品房平均房价9278元，上海8627元，杭州7210元，北京6232元，深圳6037元，广州5660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1%。中产要养车。自6月25日起，将汽、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0元和1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调整幅度等额提高。 “每次在加油站，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的钱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成了中产者的流行语。

　　中产要抚养孩子。“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了这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因为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高校的学费一直水涨船高。

　　中产阶层不少已经步入中年，还负担家庭的医疗、饮食、娱乐等各种不断上升的成本。和草根阶层不同，中产阶层在住房、汽车、生活方面追求更为舒适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为苛求完美，恨不得子女一出生就通晓8国语言。中产阶层上涨的工资永远追不及中产生活上涨的价格。

　　之九 庞大弱势群体须关怀

　　收入较高、具备一定社会地位、拥有知识和文化的中产阶层，能够在慈善公益、维护道德、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贡献力量。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受灾人口、残疾人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慈善事业是继工资、社会福利和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中产者通过捐赠需要帮助的人,可以缩小社会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但在我国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仅有10万家曾经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在企业中，不少中产阶层对捐款的行为并不感冒：一方面，国内一些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受到他们怀疑，受到舆论影响，他们担心捐款落不到实处；另一方面，不少人更关心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对慈善行为缺乏热情，对社会有一种冷漠感，把捐款等社会义务看作一种烦恼和焦虑。

　　之十 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

　　1960年，科斯写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额外社会成本体现在中产阶层的家庭里，最明显的是教育。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投入，不应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因为这无疑增加了每个家庭额外的社会成本。

　　孩子的教育不是中产阶层唯一的额外社会成本。中产阶层不少人都经历过部分权力部门行政垄断、权力寻租或非法行为的侵害。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通过非正当的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由于社会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上的监督不力，造成了他们在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在程序之外，付出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尽管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部分额外社会成本也对他们得到的财富进行了消解。 除此之外，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汽车路桥费、房产交易中的霸王条款、旅游过程中的合同陷阱，由于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违规操作，额外的社会成本很容易落在他们头上。要知道，这些落在中国中产阶层肩膀上的额外负担，或许数额不多，但分量可是一点都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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