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纽约时报》书评编辑Sam Tanenhaus给逾百位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及文坛泰斗发了一封短信，请他们选出自己心目中“过去25年中出版的最佳美国小说”。以下是从125位文坛风云人物的答卷中评选出的结果:

      优胜者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87年的作品《宠儿》(Beloved)。二等奖如下: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97年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85年的《血红天顶》(Blood Meridian)；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95年的《兔子四部曲》(Rabbit Angstrom: The Four Novels)；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97年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以下作品也获得了若干选票(按年代排列):约翰·肯尼迪·图尔(John Kennedy Toole)1980年的《笨伯的同盟》(A ConfederacyofDunces)；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1980年的《管家》(Housekeeping)；马克·海普林(Mark Helprin)1983年的《冬天的故事》(Winter's Tale)；唐·德里罗1985年的《白噪音》(White Noise)；菲利普·罗斯1986年的《反生活》(The Counterlife)；唐·德里罗1988年的《天秤座》(Libra)；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1988年的《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提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1990年的《负荷》(The Things They Carried)；诺曼·拉什(NormanRush)1991年的《交媾》(Mating)；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1992年的《耶稣之子》(Jesus'Son)；菲利普·罗斯1993年的《夏洛克战役》(Operation Shylock)；李察德·福特(Richard Ford)1995年的《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菲利普·罗斯1995年的《安息日剧院》(Sabbath's Theater)；科马克·麦卡锡1999年的《边界三部曲》(Border Trilogy)；菲利普·罗斯2000年的《人性污秽》(The HumanStain)；爱德华·P·琼斯(Edward P.Jones)2003年的《已知世界》(The KnownWorld)；菲利普·罗斯2004年的《反美阴谋》(The PlotAgainst America)。

      有趣的是，这份简单的问卷招来了许多质问，首先是定义和分类，什么是“美国”，什么是“小说”，怎样算“最好的”，为什么是“过去25年”？许多人干脆拒绝回答这种头脑简单的问题。有人觉得无法抉择，既然你没有读过所有的小说，又怎能从大厦的无数基石中选出一块来放在顶端？也有人根本就反对“最佳评选”这种做法本身。一位著名小说家不好意思为自己的作品投票，又不甘心选别人的作品，只好对编辑说:“你就假装没问过我吧。”

       更多人表现出对现代社会排名热的担忧，一旦选出最佳作品或是一张最佳作品名单，便无形中暗示读者无需费时阅读其它“不是最佳”的作品，这就背叛了阅读的初衷。评论家不应放弃批评权，而去迎合量化的市场调查。

      而泰晤士报评论员A.O.Scott认为，对于年轻的美国文学传统来说，人们很容易对其连续性、合理性甚至其是否存在表示怀疑。这种焦虑促发了一种雄心壮志:一个大国需要站得住脚跟的好书。事实证明，最后胜出的作品就是成功地负载了文化重任的那些小说。它们不仅探索了特定的人和地，也映照了整个时代、社会和国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