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一生，是儿媳，也会是婆婆，而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呢？

郭锦是我父辈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青年的时候上山下乡；中年的时候带着孩子返城；40多岁的时候下岗再就业；50多岁的时候儿子结婚生孙子，当年的小郭变成了奶奶。

1980年，郭锦带着7岁的儿子，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甘肃回到天津。虽然她从小在天津长大，但一别十几年，这个城市还是让她感到有些亲切的陌生。从火车站，乘坐8路公共汽车，儿子一直好奇地看着窗外，郭锦也很兴奋，还有些隐隐的担心。尽管回到了故乡，但对未来，她仍觉得迷惘——

我回城的时候已经33岁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带着儿子跟老伴儿一起挤在他父母家。那原本就是个四口之家，我公公婆婆，还有没结婚的小叔和小姑。四口人住两间房，我小叔住单位宿舍，小姑住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自从我们一家三口从甘肃回来，四口之家变成了七口之家，我跟儿子又暂时没有户口，那种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

我跟老伴儿的结合，完全是那个年代的原因，至于感情，至少在当初，并没有今天的青年男女那样强烈执著。在甘肃下乡的时候，老伴儿是我的同学，从小就老实巴交，我原本以为要在那个地方生活一辈子，所以找个老实巴交的人做丈夫，自然要比找个花里胡哨的要让人放心。就这么着，我跟老伴儿在甘肃结了婚。我说的这个结婚，就是在兵团战友的祝贺下，两个人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然后搬到一起住。结婚证是在一年以后回家探亲时领的，这事儿到后来还成了婆婆、小姑说我的话柄。

能回城，本来是让人欢欣鼓舞的一件事，但对我而言，却变成了进退两难的事。首先是我们一家人的居住问题，我至今还记得那种不得不决定寄人篱下时候的痛苦和尴尬。我们回来了，却没有地方住，只有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是小姑不愿意腾出小屋，小叔也反对，因为我们一旦住进那个小屋，他就再也没有周末回家住的可能了。我老伴儿在家里是大儿子，听话、顺从、忍让惯了，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他从不争取，总是默默地放弃。可是，我不敢放弃，如果放弃，我们三口人将露宿街头，我怎么可能放弃呢？于是我站到了“争夺房子”的第一线，也拉开了婆媳矛盾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