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刘云 女 30岁 个体经营者

　　采访人：王枫

　　有一种“刚”性女人，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颇为男性化，刘云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在电话里说有几个问题想和我探讨。虽然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但没有通常的那种怨妇口吻。几天后，报社门卫说有人找我，是个留着短寸的陌生女人。她笑着迎上来，自我介绍叫刘云。

　　我从小就比别的女孩好动，姥姥因此叫我“三汉子”。我挺聪明，不怎么用功，不过小学三年级以前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已经忘了具体是因为做错了什么，只记得结果—作为惩罚，老师让我搬个板凳坐在过道上听课。你能想像出那种尴尬的情形吗？所有的孩子都坐在他们的座位上，只有我自己坐在过道上，孤零零的，像个怪物。有几个男孩冲我扮鬼脸，嘲笑我，可以听见窃窃私语声，却听不清说什么，只能听见我的名字。在众目睽睽下受辱，我的自尊心被打击得七零八落。这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我被隔离开来，却用一种故意的毫不遮掩的方式，犹如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这种明显的羞辱把我弄伤了，我满面通红，如坐针毡，那一天我再也无心听课。自那以后我本能地不想听课，我恨上学、恨老师。

　　刘云问了第1个问题：“老师有权羞辱学生、伤其尊严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尽管现在已经是新的世纪，但是相同的令孩子们心碎的事情还在重复发生。

　　刘云说从那天起上学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可是她又不能不去学校。好不容易混到初中毕业，她对父母说：“我不想再上了。”她用企求的眼神看着父母，他们让步了。她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批发水果的生意。

　　别看我性格上大大咧咧的，其实自尊心特强。虽然不怎么爱计较小事，可是一定要人高看自己，若给面子了怎么都行，一旦伤了面子谁也不认，我就是这样一个人。20年后，这种个性也最终促使了我和丈夫郭大山的决裂。

　　那天我和一个表侄子往一个店里拉货，郭大山正在那儿看店，他一看见我脸就黑了，冲我摆摆手：“你来干什么？”他对我的厌烦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我无地自容，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被罚坐在过道上。两种感觉都是一样的不堪。这次更为强烈，因为伤害我的是我的丈夫，我最亲的人。他对我的不待见由来已久，他去娱乐城泡小姐，他找情人，这些我都忍了，而这样的当众羞辱还是第一次，我不能忍受。我一跺脚，对他说：“明天就离婚！这次离定了！”

　　第二天我拉着他去办离婚手续，他有点慌了，拖着不去，可是我决心已定，不能更改。我把他拖到办事处，办事员看了一下证件，说还缺户口本。郭大山像是捞到了救命稻草，跟我商量：“改天再来吧。”我说这好办，打电话让人送来。

　　现在的婚真好离，别人根本不劝，证件齐全，章一盖，夫妻就不再是夫妻了。郭大山拿着离婚证还不相信是真的，突然他哭了。

　　我鼻子发酸，但是挺住了没哭。离婚是我挽回自尊的唯一方式，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他有一丝眷恋。我神情冷峻，比那个办事员还要平静。

　　我们俩一块儿去一个小饭馆吃了分手饭。真奇怪，他离婚了反倒稀罕起我来，老是拣我爱吃的喂我，我们当时的样子几乎是恩爱夫妻的典范，可谁也不知道离婚证就在我们的兜里揣着。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们不像别的夫妻离了婚就各奔东西，我还得频繁地见他，照顾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癌症病人。

　　接下来刘云问了第2个问题：“和一个身患绝症的人离婚，是不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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