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让《ELLE》成为时尚杂志领域里的第一，让品牌形象有突出表现”的欲望驱使下，我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困境里面。在《ELLE》整个团队组建还不到三个月的情况下，提出了这样巨大的项目，不管是中国区还是亚太区的集团，对我们都抱持是否操作得起来的怀疑态度。但我具有的冒险精神以及事业上“做第一”的野心还是让我坚持了下去。这其实是很强烈的专业欲望。

这种欲求让我显得野心勃勃，又太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实际上让我变得比较被动。幸亏中国区的人们虽然怀疑，但觉得值得一做，尤其是中国区的老总给了信任和预算上的支持。编辑部为了约明星，发动了全部的人脉，当时明星想要做巩俐、章子怡、宁静、周迅，周迅后来不同意，奥运明星是伏明霞、田亮等4人……这是一个让人非常焦虑的过程。虽然愿望良好，但在达成愿望时，我的沟通还是缺少了共享。比如亚太区有旁观的心态。回想起来，如果能不是那么个人色彩浓重，而是达到一种共享、和谐的氛围，让大家一起为此事做不同方式的准备就更好了。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图片非常漂亮，在国内引起了很大轰动。

所以，我现在做《瑜伽》杂志，就不会把自己逼得这么狠了。我也尝试做一些冒险的、第一次的工作。比如说，我希望能将89岁的印度瑜伽大师艾杨格的《生命之光》版权买来，希望出版的时候请他来中国做发布会。虽然中途出了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成行，但大家都在盼，不像以前那种冷眼旁观了。我也真正觉得：这件事的意义在于本书可以给瑜伽爱好者很多启发，这是一个自然、愿意分享的过程。